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健康、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损失。疫情发生后，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救助体系以及医学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

1.疫情对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及医学教育提出了新需求，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大健康”。

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吹响健康中国建设的集结号，提出了要“全过程”“全周期”管理健康的“大健康”概念，强调自我健康管理、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强调预防、治疗、康养和健康管理关联。

　　这次疫情，进一步凸显了健康管理、疾病预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医疗卫生工作中贯彻“大健康”理念的重要性。打造一支优秀的医疗卫生人才队伍，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关键要素之一。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医学人才的岗位胜任力、对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对跨学科人才培养、对个体健康与群体健康服务体系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将“健康中国”战略的内涵和建设计划落实到新一代优秀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点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促进健康为中心”。

2.疫情对我国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体系提出了新挑战，要求我们更加重视“群健康”。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加上2000年以来不断暴发的诸如SARS、MERS、埃博拉、禽流感等重大疫情，提醒我们两点：一是重大传染病离我们并不遥远，不是罕见的“黑天鹅”，而是常见的“灰犀牛”，稍有侥幸，则随时可能引发灾难性事件，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建立一个完善的常态应对机制。二是我们要加强临床医院的卫生防疫体系建设，改变卫生防疫科只关注“院内感染”监测的现状，进一步明确其职责范围，使其在疾控与传染病申报机制中起到最灵敏的“感受器”作用，成为“临床医疗—疾病防控”协同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如果把疾控中心比作“瞭望台”，那么医院卫生防疫科就是“感应器”：一旦社会上出现突发传染病或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院就会第一时间感知到，卫生防疫科就可快速汇总分析传递信息，启动申报应对机制。卫生防疫科要像消防系统一样，做到每天监控，看是否有异常疫情发生，是否有医护人员感染。

　　这次疫情同时提示我们，在医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中，要加强对医学生有关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培养医学生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重大传染病的职业敏感性，提高传染病与流行病学课程分量，增加相关实训锻炼，加强医学生对传染病的防护意识，加强公共卫生法教育。要让公共卫生成为医科各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通识课程”，全面提升其公共卫生素养，提高其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能力和科学防疫抗疫能力。

    3.疫情对人类社会提出了新启示，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同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兴衰相关的“共同体”，也是在重大传染病等灾难性事件发生时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要抛开成见和偏见，相互合作与支持，以人民福祉为宗旨，共同打造“人类健康共同体”——即“同健康”。

　　未来，我们的医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必须加强“同健康”理念，开设“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相关课程，关注全球健康公共问题，扩大医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其参与国际间医疗卫生合作与交流的能力，提升其在国际医疗卫生协调机构或组织内供职的岗位胜任力。

    4.疫情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新警告，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全健康”。

 　　全健康的理念最早萌芽于19世纪末，当时法国、德国医学界先后提出“人畜共患病”的概念。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打磨”，该理念成熟于21世纪初，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兽医学家William Karesh正式提出了“One Health”这一新概念。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陈国强院士首倡将其翻译成“全健康”，意指“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三者统合为一个健康整体”。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凸显了“全健康”理念的重要性。“全健康”理念涵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涉及人类和动物健康、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农林畜牧业、生态和谐等方方面面，也符合我国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据统计，人类近百年来新发传染病大多数为“人畜共患病”，且主要来自野生动物。21世纪以来先后暴发的SARS、MERS、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等疫情，都属于这类疾病，这再次提醒我们打造“全健康”体系的重要性。

　　所以，在医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中，我们要更加突出和贯彻“全健康”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将人类健康与生态健康关联起来考虑，在具体课程设置中要适当增加有关动物传染病、生态健康方面的课程。

    5.疫情对医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目标，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复合型”人才培养。

　　这次重大灾难性疫情从正反两方面全方位展示了以全程健康管理为核心的“大健康”，以全民健康为目标的“群健康”，以全球健康为理念的“同健康”，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内涵的“全健康”这四种健康模式之间相互演变、相互作用的“网格”布局。再一次凸显传统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需要，医科人才培养体系迫切需要加大“复合型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力度。

　　优秀的复合型临床医学人才，在总体层面必须有胸怀世界的“国际视野”、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医者仁术的“大爱精神”、悬壶济世的“精湛医术”；在专业层面应具有四种能力，即：自主学习能力、创新实践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和分析思辨能力；在知识结构上，应具有厚实的临床医学功底、相当程度的预防医学知识、一定的理工科基础、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

　　就发展方向来讲，优秀的复合型医学创新人才，要么具备扎实的医学功底和突出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成为引领医学创新发展的“医学科学家”；要么具备多学科知识背景，擅长医工医理结合，成为引领医学技术发展的“跨学科领军人才”。我们必须进一步优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优化学制设置，统筹协调好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明确各自的定位、分工及其关联。完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顶层设计和相互之间的衔接机制。设置跨学科交叉人才培养的机制和路径，培养更多兼具医工、医理、医文扎实基础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6.疫情对医科建设的组织保障提出了新呼唤，要求我们抓紧落实“医教协同”。

　　这次战疫的经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加强医教协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医教协同不仅是指医学教育系统要与临床医疗系统协同，而且包含医学教育系统要与疾病控制和公共卫生系统协同。从这次疫情来看，后者尤其重要，但目前协同得远远不够。今后，建议医学院校预防医学、流行病学和传染病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教授，与临床医生、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建立一些日常沟通和合作机制，组建不同层面的联合专家委员会，从临床医疗、疾病防控和预防医学等不同角度密切关注与监测重大疾病，特别是重大传染性疾病发生与传播动态，及时进行分析与预警，为卫生管理部门和政府综合部门提供准确而科学的应对预案和解决方案。通过有效的医教协同，我们可以形成支撑医疗卫生体系的“铁三角”，即“医学教育—临床医疗”“医学教育—疾病防控”和“临床医疗—疾病防控”三方稳定的协同架构。

　　这次疫情，暴露出医教协同不够、机制体制不顺的问题。在疫情过后，医科建设任务繁重、头绪复杂、时间紧迫，迫切需要我们强化组织保障，深入推进医教协同建设。

 7.疫情对新医科建设和社会科教系统提出了新希望，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全民科普”。

“健康中国”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全民健康科学素养的全面提升。这次疫情再次提醒我们提高全民健康科学素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要在社会层面充分利用现代立体化信息手段，建立起强大的医药卫生与健康科普体系。不仅针对医学生、医务工作者，还需要包括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普通市民，要让全体国民增强健康意识、增强重大传染病自我防护意识。

　　通过科普，我们还要进一步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机制通俗化，根据不同的应急响应机制，明确政府部门该干什么、单位社区该干什么、居民该干什么。一旦警报拉响，各自进入自己的角色，科学地应对疫情。而在医学院校，应探索设立健康科普专门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健康科普工作的专业队伍，改变现有科普体系“劣币驱逐良币”和“鸠占鹊巢”的不正常现象，全面提升全社会健康科普水平。

　　一部人类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与灾难做斗争、从灾难中总结、从灾难中崛起的历史。我们医学教育界要认真开展总结，进一步优化完善“新医科”建设计划，出台相关措施，打造“国际一流、中国特色”的医学教育体系，为健康中国建设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

                                                                                  来  源：《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16日 07版）

                                                    供稿人：王玺秀